鲁迅缘何批评胡适？——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转载）

`算ぺ子ミ

1933年3、4月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集中发表了一组杂文，如《王道诗话》、《“光明所到”》、《出卖灵魂的秘诀》、《言论自由的界限》等，正面批评胡适；下半年旋即又写了《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吃教》等文，侧面抨击胡适。时间如此集中，主题如此明确，态度如此激烈地批评胡适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而言是非同寻常的。

    引发鲁迅对胡适如此激烈的态度，固然有十分现实的原因，比如胡适调查北平监狱，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竟然公开在报纸上替当局掩饰罪责，批评总会；再比如对日本侵华一事态度暧昧，竟公开劝说日本政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等等。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新青年》团体解散，鲁迅与胡适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早已南辕北辙；他们文化思想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并多次发生抵牾和龃龉。事实上，鲁迅与陈源、与顾颉刚、与梁实秋的论战背后都有胡适的影子。因而，要真确理解1933年鲁迅缘何批评胡适，有必要对鲁迅与胡适自《新青年》解体之后十几年间在文化观念和思想立场上的分野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一）

    首先须从《新青年》谈起。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同仁，因时事之需，共同作战，鲁迅与胡适还能够相安自处，无什么冲突，并且因学术和认识上的交流不妨有些过从往还。但此时的鲁迅已经看到胡适的“与众不同”，并默察到胡适的“韬略”，鲁迅曾有一段著名的比喻，很是形象生动，耐人寻味：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忽（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侧着头想一想。”[ii]

    1920年，胡适因嫌《新青年》刊登马列言论，“色彩过于鲜明”，“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便致信陈独秀等人，提出改变《新青年》性质的三个办法，其中一条要求在九卷一号上发个宣言，声言“不谈政治”。鲁迅致信胡适说：“至于发表新宣言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疼，不会优容的。”[iii]鲁迅似乎已经看出胡适所谓“不谈政治”的要求其实没有道理，因为《新青年》本身就是一个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任凭你怎样“宣言”，官方都会来压迫。胡适要求“不谈政治”，只不过要求《新青年》不要谈马列主义的政治而已，倘若谈“好人政府”之类的政治，胡适恐怕不会反对。

    胡适“三十年不谈政治”的约言一再打破，他不得不写下《我的歧路》等文章为自己多次“谈政治”辩白。事实上，他不仅不限于“谈”，还不失时机地“干”。正如他的《后努力歌》所言：“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iv]就在这个《后努力歌》发表后的第三天，胡适去拜见了宣统帝。1922年5月30日在自己的日记中作如下记载——

    即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他们电话打完了，我们进宫门，经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着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开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坐在前面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上，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v]

    再来看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1937年7月31日胡适拜见蒋总统的一幕——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找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理而已。[vi]  

    其实胡适想要做的这一件“miracle”（奇迹）就是企图与日本议和，即“外交路线不可断”。据研究，当时胡适还参加了南京的一个被称为“低调俱乐部”的组织，对官方抗战到底的口号提出质疑，企图谋求与日本讲和。查阅1937年7月31日胡适的书信，可知胡适确有这个打算，并一度进行了紧张的活动。[vii] 所谓黑幕重重，老实的读者若只信胡适美丽的言词和他精心设计包装了的《胡适文存》、《胡适留学日记》等高文典册，难保不会受欺。

    但鲁迅却眼光锐利，一眼洞穿其间的障蔽。1931年写的《知难行难》中就从“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这个话题谈起，便谈到了上引胡适拜见宣统帝的事，也谈到了1931年蒋介石召见胡适和丁文江的新闻，谈到胡适《知难，行亦不易》的文章，从文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从罗隆基的《沈阳事件》中关于“专家进入政府，可以牺牲自己的政见”等语句，指出胡适所谓争取“英国式自由”，无非是想进入政府的一种策略。[viii]可见，“争人权”、“争自由”之类成了攫取权力的敲门砖而已，一旦权力到手，登上高位，按鲁迅戏仿梁实秋的说法就是“爬了上去”，就“可以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自由和人权”便尽了使命，成了不值一文的砖头，可以随手丢掉。

    胡适倡导“好人政府”，竭力促成王宠惠“好人内阁”，人尽皆知，自不待言；后来与段祺瑞、吴佩孚来来往往，参与善后会议、支持清室活动也未能逃脱众人的眼睛。这里有两份信件，可以略知当时人们，尤其是青年对胡适的失望和意见。

    1925年董秋芳在《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表示了对胡适参与军阀政客们的“政事”的嘲讽和不满：“恭喜先生，数年来埋首书丛的结果，构成了名流学者的资格，运会所至，居然得了临时执政的段芝泉（即段祺瑞——笔者注）先生底宠招，行将与许多达官贵人们握手谈心，讨论所谓军国大事，……我们读过先生给善后会议筹备处的一封信，不能不想到两年前先生在《努力周报》上答复我们讨论好政府主义的几句话——分头并进，各行其是，不能不感到先生所说的这几句话里含有乘时窃势的意义，并且不能不悟到数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诚然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ix]

    如果说董秋芳等人的批评还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那么“上海学生联合会”公开致书胡适多少带有公论的性质，应该不必怀疑。这封信中言辞更为直切、激烈——

    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先生前曾为青年指导者，青年所期望于先生者良切。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x]

    上引两份材料足见当时许多青年不满于胡适的投靠政府和倒行逆施，但他们还是以为胡适惋惜的心情来看待胡适举动悖谬，对胡适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功绩给予肯定。

    鲁迅的眼光似乎更深远一些。他曾有“人一阔，脸就变”的名言，还有对“敲门砖”现象的深入审理，都在追问现代中国那个逼仄的环境使人变得庸俗不堪的社会因由和心理疾患。人心变的狭窄，一切都成了向上爬的工具，像白蚁一样一路吃尽，留下串串遗矢。文学、学术、革命、理想都逃不脱这个命运。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告诫青年作家要在文学战线上学会“韧”，不能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出了一本或两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xi]在这些话里让人仿佛看到胡适的影子。鲁迅谈到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光荣时，不禁为 “乘时窃势”、“窃猎浮誉” 的人们感到无奈。他说：

    现在虽然还有历史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xii]

      原来，五四时期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倒成了一些人趁火打劫，谋取高位，获得利益的手段。当初上梁山，是为了现在的受招安，难免让人有闹剧之感。1934年7月，《社会月报》的编者曹聚仁发信问鲁迅：“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时，鲁迅答道：“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xiii] 十足道出了五四以后许多人有了身份地位，便开始走向反面的内情。

    谈及五四精神，鲁迅往往抑制不住感情，因为十几年后，五四的真精神已然消失，剩下的仅仅是“媚上”和“取容”。1934年5月致信台静农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xiv]1933年底，同样致信给台静农，又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为切矣。”[xv]1930年2月致信章廷谦，慨叹一起战斗过的人们为了苟活，变为黑暗，说：“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为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xvi]其实，这些信件中所说的“北平诸公”、“北大”、“化为黑暗”、“把守饭碗”，哪一样没有胡适的身影呢？

    在《吃教》一文，鲁迅则系统地剖析了胡适如何利用舆论作为晋身之阶。在鲁迅看来，文学与学术之于胡适，已经成为敲门砖，而且还利用制造舆论，利用三个刊物《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一步步登上天去：“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即《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好政府主义’——引者）。《现代评论》之出盘，不是为了压迫，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成为‘上天梯’罢。”[xvii]从“敲门砖”到“上天梯”，无非是为了取悦当道，进入权力中心；嘴里唱的“自由”、“人权”之类，也就自然成了“向上的台阶”，唱罢登台，一切完结。当到了1933年，胡适又要改唱“王道”和“王权”时，鲁迅就要对他这一变化的身形集中给予一番细致的观察和展览，用种种戏仿，解构那些层层包裹的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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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鲁迅与胡适的另一个思想分野是关于“整理国故”与“学术研究”。

    这无疑是一桩著名公案，业经许多人的审理。按照以往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叙述框架，一般都以为五四以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和思想的反动，在当时就招致郭沫若、成仿吾、茅盾[xviii]，当然也包括鲁迅等一些新文学家的反对，甚至连吴稚晖也有著名的“把国故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xix]的不满议论。细读彼时鲁迅关于反对“国粹”、“国学”、“国故”的言论，发现他所以厌恶提倡复兴国学、整理国故的理由和立场与上面提到的郭沫若、茅盾等人有所不同。也即说，鲁迅与胡适的分歧不在“国故”本身，在于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彼此的关怀有别。

    胡适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明确的“填补空白”的意识。正如余英时分析的那样，在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渴望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而当时思想学术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经没有人能发挥指导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空白正等待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xx]也就是说，胡适是一个机遇意识很强的人，他善于抓住机遇，填补历史留下的一段空白。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开首便指出了这个空白：“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xxi]于是，胡适自觉地挑起了整理国故的历史责任，而且用了“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开辟新路，的确让人感觉胡适有扶微继绝的抱负和志向。

    急于填补空白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以此作为旗帜来相号召，企图吸引众人的目光，让更多的年轻人都经营此道，对中国来说不免有害。鲁迅就是基于此种考虑来反对“整理国故”运动。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威严的，然而我总不相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鲁迅的意思很明确：你尽管洗叠你的旧马褂（整理国故），但是你不能以此为借口妨碍我做新马褂（建设新文化）；就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做新马褂，开创新路，尤为重要，所以鲁迅接着说：“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个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xxii]

    1925年“五卅”事件以后，全国青年的反帝反军阀的情绪十分高涨，胡适便写了那篇令许多人诟病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举歌德和费希特的例子，要青年在纷乱的喊声中，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自己”。他问学生：“你忍不住吗？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吗？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们的引诱和讥笑吗？你独坐在图书馆里觉得难为情吗？你心里不安吗？——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我们不怪你，我们都有忍不住的时候。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两个故事，也许可以给你一点鼓舞：——”[xxiii]

      文章发表不久，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胡适到武昌大学演讲，谈及沪案（即“五卅”运动）闹得全国纷扰，仍然老调重弹，劝说学生闭门读书，莫管闲事；又说沪案打死的是少数人，没有用机关炮，而是用步枪打的，等等，当场遭到学生的一片嘘声。一位叫李翊东的学生当即致信胡适，严正指责胡适伤害学生感情的言论，信的最后说：“湖北是革命发源的地方，只是不欢迎为复辟的运动、外国的帝国主义宣传者。”[xxiv]

      从提倡整理国故到劝学生踱进研究室，胡适的思路是一脉相承，但这并不是说凡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都是反动，这要看他背后的目的。鲁迅曾以“保存国粹”为例，说明目的不同，功效就不一样。他说，清末有两种人喜欢谈保存国粹，一种是爱国志士，一种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个题目的背后，各个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xxv]可见，同样是整理国故，同样是进研究室，动机不同，目的有别，那背后的意思也就迥然有异。

      清末反清的志士在东京图书馆里下苦功夫，也是整理国故，但他们却是为寻找、发现清初统治者杀戮人民的证据，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朱舜水集》等便是那个时候发现、整理出来的。而胡适所标榜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治学方法，什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十字真言，“不疑处有疑”、“拿证据来”的实证方法，以及“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个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的话头，无非拾了清儒不关世风，不问兴寄，埋首苦钻的问学精神而已，但对清儒惧怕文字狱罹祸的心境却不加理会。当然，现在有一些研究注意到，胡适提倡国学研究的方法对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劳，[xxvi]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揭示了某种历史真相，也对恢复胡适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些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胡适所处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的大背景，单纯从文化与思想的理路去研究胡适的文化地位，思路不免有些狭窄。

      胡适在多灾多难而又不断追求现代化的20世纪，执着于复兴以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为主的所谓“科学方法”，其负面影响相当明显。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序言中所说，此种学风渐成气候，则使“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者、毁风俗而贼人才。”[xxvii]唐德刚也曾深入分析过胡适不顾社会环境需求，执意搞他的考证，不免距离时代太远：“如果我们说‘置天下饥馑于不顾’，去搞什么‘明心见性’为本末倒置；则胡先生‘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倡导什么‘训诂、校勘’，乃至于‘自由、容忍’，不也是与时代脱节吗？”[xxviii]

      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其实不过是清儒家法中训诂、音韵、校勘加上“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等几顶空洞的帽子，与社会现实无关，与世态人心无涉；而这种学术方法一旦成为气候，成为一种余倡汝和的学术风气，就会像钱穆所言，“苟有唱风教、尊师化、辨心术，敫人才，不忘我故求人伦政事，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xxix]就是说，倘若别人的研究不是用他这种方法，稍稍涉及人伦政事，便会遭到冷眼和攻击。这已经说明这种清儒家法已经走到了末路，胡适却奉为圭臬，要人死守，岂不荒谬？因为这种方法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且把学问和知识当作终极目的，实际是一种社会关怀的逃避和真诚性情枯竭的表现。

    对这种引导人们走进古书的复杂动机，鲁迅似乎比别人看的更清楚一点。他认为劝人读古书有时是聪明人“变戏法的手巾”，故意愚弄群众，误人子弟。他主张青年人少读中国书，因为古人写在古书上的“可恶的思想”，往往毒害青年；而一些青年人有看不清某些人的真实用心，往往上当。例如，对胡适向学生开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虽说是最低限度，却有158种之多，且是“入门书”，鲁迅讽刺道：“有些书目开的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糊涂。”[xxx]鲁迅常说，社会上的有些名人，为了不使别人忘记自己他这个世上的存在，不断地变换花样来增添热闹，而心里并无诚意，徒增喧哗而已。在一封致信萧军、萧红说：“名人、阔人、商人……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热闹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xxxi]

      对醉心学术与提倡国故的动机的警惕和敏感，并非因为鲁迅的深于世故，一味诛心，而是源自于自己做过“奴隶”的经验，源自于对中国人被奴役于古书、被钳口于学术的历史的切身之痛。尤其是在30年代日本即将灭亡中国，中国有可能重蹈被灭于异族的南宋和晚明的覆辙，日本正在进来，要征服中国，中国又将变成又一个元朝、又一个清朝；辛亥革命刚刚20几年，中国人有可能又要像元和清那样，再做数百年的奴隶。到那时，学术再辉煌，又有何益？

    鲁迅考虑问题的深远和心事的浩茫非一般为学术而学术的腐儒所能及。

    当有人津津乐道明季以降三百年来学术史的成绩，对乾嘉学者治学方法的备加推崇，尤其是梁启超、胡适等人刻意表彰清儒的学术成就时，[xxxii]鲁迅则颇不以为然，他给人算了这样一笔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xxxiii]这段议论发生在1934年，它的写作背景是中国东北被日军侵占，山海关失守，华北也在遭到日军的一步步蚕食，整个黄河流域渐陷日军之手。鲁迅提醒那些昏聩的学者，若不抬头，向上望望青天，你的工作，你的成绩只不过成为粉饰亡国惨状的遮羞布而已。

    早在1925年，鲁迅曾写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痛彻地反省这种“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做法是何其可悲。鲁迅要人们注意两种“修补老例”，说：“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上修补老例。”[xxxiv]鲁迅其实在说，清朝学者那段光荣的学术史，那些被称为“科学方法”的训诂、音韵、校勘之学，那些整理古学的辉煌成就，只不过是在“刀斧下修补老例”，有什么可自豪和骄傲的！而清朝被推翻，国家却到处千疮百孔，东临岛国在觊觎，西方列强在虎视眈眈，我们的学者却劝青年翻古书，钻进研究室，手拿“绣花针”，专心致志搞所谓学术，这其实是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

    对于前者，鲁迅称之为盗寇式的破坏者，后者则是奴才式的破坏者，鲁迅让人们留心观察他们：“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者即为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的旗子。”既然鲁迅已经教我们如何分别，如何看取这两种修补老例，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

    “整理国故”表面上是为了复兴古学，复兴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整理并发扬中国特有的文明成果，其实倘照顾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实际，考虑到胡适自身的学术背景和思想立场，联系他的“世界主义”、“淑世主义”、“试验主义”等具有殖民色彩和西方传教意味的理论基点，我们便可知鲁迅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还有另一番不为人觉察的用意和苦心。

    所谓“弱国无学术”，胡适从美国贩运来的一批“教科书式”的知识，在中国却令人“震其艰深”，国人很少检讨他的那套学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任凭他把试验主义嫁接到中国清代的考据学上来，用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剪裁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胡适“暴得大名”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能学得一些“美国教科书”上的知识，懂一点试验主义的皮毛，即算“通西学”，这对东方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青年界和思想界极有吸引力，也极有煽惑力。

    那时的人们限于眼界的狭窄和知识的匮乏，对于西方的学理存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加之弱国愚民的自卑，不免震于胡适博士令人眩目的名词迷阵，国人对其深深钦佩乃至高山仰止便不难理解。另一方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表彰乾嘉学者的考据之学，复兴中国几百年整理国学的“实事求是”、“拿证据来”、“不疑处有疑”等治学方法，又恰恰契合了“上层文化”的需求。即是说，胡适用西学俘获青年人的心，用古学来取得当时在文化界占很大势力的精英阶层的认同；或者反过来，在古学知识贫弱而趋新求异的青年人那里，他不仅是思想先进的留学博士，还是一个“有正统派遗风”（蔡元培语）、有学问的学者，在精英阶层的人看来，胡适有家学渊源（其实蔡元培说的清儒“绩溪胡氏”是胡姓另外一族，与胡适家族无关），而且懂得“科学的方法”。

    胡适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的需求。余英时教授也曾对胡适既适应于通俗文化（新思想界），又得到上层文化（学术界）的青睐，因而获得成就大名的运会作过精彩的分析。[xxxv]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太过趋时和迁就观众，“表演色彩”就不免略显重些；而一旦不顾历史环境和社会要求，一味迎合某种“文化”，势必走向它的对立面。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胡适把“科学方法”误认为“科学”本身，实在是一种有意的“误读”；[xxxvi]而且胡适的整理国故“只是抱着部十三经和诸子百家互校，那你就一辈子跳不出‘乾嘉学派’的老框。跳不出而偏要跳，把一部倒霉的老杜威的‘思维术’也拖下水，那就要成了贝聿铭所说的‘穿西装瓜皮帽’一类不伦不类的‘过渡时代的学术’了，老实说，胡老师的中西合璧，倒穿的挺合适的。”[xxxvii] 唐德刚对胡适的挖苦不是没有道理。他认为胡适自身的水平“两不够菜”，西学不是很通，中学又不是多精，却倍受中国人的欢迎和神化，足见那个殖民时代和过渡时代的学术和思想的整体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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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于胡适用考据学来研究文学，那就更是盲人摸象、离题万里的事了。如果说他的所谓“双线文学史”和用考据学方法来探究文学的外部关系，还有其时代的意义，而若用他的“科学方法”来对待所有的文学现象，不啻买椟还珠、灵肉双失。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倾向是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面相，其间的得失很难定评，但它的弃绝文学精神、排拒心理深度的探寻不能不是一大缺失。[xxxviii]

      不但如此，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倾向有时还会走入矜异猎奇、炫耀博学的歧途。逞才使气，好行小慧，是一种卖弄；冒充博雅，滥引群书，也是一种卖弄；依据孤本，把持材料，炫异猎奇，已经是一种古董商式的无聊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部偶然获得的《四松堂集》的本子。据胡适称，这个本子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xxxix]且不说“唯一的孤本”之说文法上是否可通，就算仗着这个孤本治学能一鸣惊人，却不足以为人效仿，因为毕竟这种孤本的搜求是可遇不可求的因缘，与治学自身的关系不大。对于胡适这样一位当时万人景从的名教授、大学者而言，可以有人把胡适认为“世界上最古的《红楼梦》写本”主动专门送到他的手里，[xl]而一般的研究者哪有这等福分和机缘！

    因而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这种治学方法“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甚为学子所珍赏。”接着又以自己的治学方法与胡适比较，说：“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xli]其实鲁迅指责的这种以“恃孤本秘籍”、“炫耀人目”的考据学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恰恰反映了研究者思想的贫弱和文学感觉的枯竭。

    与此相对照，只凭“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来研究中国小说的鲁迅，尽管时时处处注重材料的引证，文献的考证，但由于充盈的艺术感觉和超常的历史洞见，使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历百年而罕有超越其精深者。同样注重考据，却从不以考据标榜，而是作为一种基础性工作来对待，因为鲁迅关注的是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他的研究充满生气，他的学术里面隐含着自己的怀抱。

    至于对胡适考证《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之类，把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牵强比附，鲁迅很是不以为然。在《〈出关〉的“关”》中，鲁迅提出一个艺术形象的独立性的美学问题，实际就是批评文学研究考据化舍弃“文学”的弊端：“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们见到的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胡适之先生之流，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xlii]鲁迅是说，文学里的人物自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文学研究自有其自身的意义和规则，念念不忘文学人物与现实人物的对应关系，让文学世界与现实社会强行挂钩，很难理会到文学艺术内在的真精神。

    若从“学问”方面来看，胡适的文学研究、小说考证的确开创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范式”。 胡适喜欢谈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白话文学史，但他谈来谈去只是谈了文学“史”和小说版本、故事来源、作者身世之类，文学自身是个什么东西，对他来说倒是次要的。但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本来就是作家作品及其相关的世道人心，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生命史和心灵史，文学研究关注的始终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感的一群人对他们所处时代和历史的感悟与情怀，只用考据，或者主要用考据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到头来往往收获的只是历史的浮沫，生命深处和历史深处的最动人的东西往往被忽略和遗忘。囿于考据，死守家法，眼里满是材料，胸中尽是故纸，辛苦爬梳来的和落到纸页上的，竟然是一堆无言的故实，而活生生的文学精灵和血脉贲张的生命个性却逃之夭夭。此种研究往往真是博而寡要、劳而鲜功，实在是一桩买椟还珠的蚀本生意。

注释：(略）